第一章 行业概况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医疗服务市场之一，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以及各类顽疾病患率的上升，中国的医疗卫生总费用逐渐增长。根据中国卫健委历年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由2014年的35,378.9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57,998.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2%，医疗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由2014年的5.6%增长至2018年的6.4%。

截至2019年11月，公立医院服务量同比提高4.8%，民营医院服务量同比提高9.0%，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服务量仍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中国医疗服务领域参与者众多，且分布较为分散。截至2019年11月，中国共有33,972所医院，相较2018年底增加963所医院。

中国医院按经营主体可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民营医院是指非政府公办的，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民营医院大部分是由社会出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导所办立的卫生机构，也有少数为非营利机构，享受政府补助。

过去的几年里，民营医院正经历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医疗服务机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数量上看，2014年至2018年民营医院机构数由12,546所增至20,977所，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3.7%。2018年民营医院数量占医院总数的63.5%。

中国公立医院数量逐年呈下降趋势，但诊疗人次与入院人数总量逐年上升。2018年，中国公立医院诊疗人数达30.5亿人次，入院人数达16,351.3万人，分别占对应总额的85.2%、81.7%，且具有持续上升趋势，公立医院在中国医疗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民营医院工作量相对公立医院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2014年，中国民营医院诊疗人次达3.2亿人次，入院人数达1,960.3万人，2018年分别增长至5.3亿人次和3,665.7万人，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13.4%和16.9%，预计2023年，中国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将达到8.9亿人次，入院人数将达到5,957.5万人次，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9.8%、9.2%。

从机构数量看，中国医院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机构数量较少。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经济发展快、人口密度大，吸引大量优质医疗资源分布其中。

此外，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社会资本活跃，社会办医力量较强，使得东部地区民营医院占该地区总医院比重达65.0%，该值高于西部地区的65.3%以及中部地区的61.9%。

2018年，中国公立医院收入中西药、检查和卫生材料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前三。

此外，于国家对于药品政策的多方调控，例如按病种付费的逐步退行，药品收入增幅不及医院收入的整体增幅。公立医院药占由2015年的37%下滑至2018年的29%，呈下降趋势。2019年1月，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取消了“药占比"考核，将单一的药占比考核指标改为合理用药相关指标。

截至2018年，中国民营医院诊疗服务量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14.8%，同比增长8.2%，入院人数占医院总入院人次的18.3%，同比增长10.4%。

2014年，中国民营医院总收入达1,616.0亿元，2018年，中国民营医院总收入达3,837.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24.1%。基于过往增长，预计2023年中国民营医院总收入将达7，929.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14.6%。

第二章 商业模式和技术发展

2.1 产业链价值链

2009年新一轮医改开启了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来自需求和供给两端的驱动，促进了城市多元化、多层次医疗服务的发展。医疗服务产业链以医疗服务机构为核心，服务内容覆盖医疗服务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全过程，并受支付方、技术、业态和应用场景等四方面变化的影响，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中，由个人自付、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构成的支付方，是驱动医疗服务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提质和控费的双重目标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得到更大的关注。

受政策放开、技术进步和追求效率的影响，传统医疗服务产业链出现分解、重组和创新，衍生出全科医院、专科医院、第三方医疗服务等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业态，形成了医联体、医疗商城、互联网医疗等多样化的医疗服务场景。

现代医疗服务不断发展细化，将医疗环节相关的领域不断剥离“治疗”主体，形成独立的行业分支，依据医疗的过程形成“医疗前”、“医疗中”、“医疗后”三大服务内容。从中国目前医疗大健康行业看，其产业产值仍然主要集中在诊断与治疗领域，未来“医疗前”、“医疗后”的预防、康复等领域将会得到重点的发展。

民营诊所和医院

我国民办医疗从实行个体行医合法化，到提倡多种形式办医，到医疗卫生领域股份制改制，再到民营医院分类管理和规范化发展，已经走过了近40年历程。随着新医改的深入推进，国家加大放开医疗市场准入，机构投资者和产业资本纷纷涌入医疗服务产业，民营医院和民营诊所业态蓬勃发展，在数量上已超过公立医院。从民营医院的投资主体来看，主要有国内外综合性医疗服务机构、专科医院／连锁医院、制药／器械企业、房地产公司和保险机构6类机构。

在民办医疗中，专科医院增长快，综合医院占比高，但多采取特色专科的发展策略。专科连锁医院／诊所凭借规范化的管理、良好的诊疗环境，积极占位城市群中心城市，抢占各大区域市场。妇产、眼科、口腔、医美、骨科、康复等专科连锁发展都很快。2014年我国进一步推进医生多点执业改革后，医生集团大量出现，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专科门诊的发展。比如张强医生集团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郑州、成都、昆明等地设置了14个静脉病中心，并在杭州、昆明、成都、北京设有4个专科门诊。

第三方医疗服务

第三方医疗服务曾是2017年医疗领域的一个热词，国家颁布多个政策鼓励行业发展，第三方医疗机构的种类扩容至10类，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涌入。除了阿里健康、广宇集团、恒康医疗、艾博健康、中国平安等产业资本、上市公司之外，我们也看到高盛、钛和资本等VC、PE等资本在进入医技类第三方医疗服务行业，在很多第三方影像诊断机构、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的背后，都能看到以上资本的身影。

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是围绕医院运转的，都市圈内医疗一体化发展将为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提供更大的空间。可为各类医院、专科诊所、医生集团提供医技服务的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也呈现下沉式、连锁化布局的趋势，如迪安诊断已在全国布局38家连锁化实验室，金域诊断全国布局35家医学实验室，艾迪康在全国各地建立了20多家医学实验室。出于成本、营销、品牌等因素的考虑，抱团取暖、共享医疗是医生集团、专科门诊、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等的最佳选择。

医疗技术的变革

新医疗服务技术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超出了单体的食品医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等的产品范畴，超出了生物技术、微创技术、理疗技术等的技术范畴，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未来精准化、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的新医疗技术将是引领医疗服务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我国也是积极推进新医疗技术的应用，国家卫健委按区域推动新医疗技术应用的试点，比如支持各城市群中心城市建设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中心、干细胞和免疫细胞创新中心等。

精准医疗理念贯穿医疗全过程，将颠覆人类现代健康医疗服务理念和模式。从个性化医疗到个性化治理，基因测序、基因诊断、免疫治疗、干细胞治疗、生物样本库、临床大数据等精准医疗技术加速医疗服务产业的变革。医疗服务趋向专科化、专病化，基于特定医疗技术的专科医院将更为普及，例如提高肿瘤治疗效果的质子重离子医院，利用基因编辑技术针对某一基因位点突变进行专病治疗，利用微生物技术针对某些种类的微生物失调进行专病治疗。

2.2 商业模式

对于传统的公立医院来说，它们属于非盈利性的事业单位，财务报表上只有结余，没有利润。不同于企业，公立医院的法人代表即经营人对公立医院的人权、财权、事权都不像企业总经理那样可以一手把握，他没有权力开除员工，也没有权力决定购置设备和发展战略。

公立医院虽然由于财政补偿不到位，需要采取一些市场化的手段激励内部人员进行筹资活动，但是它在框架设计上不是为盈利而建的，对自身的大的经营活动和全部定价活动没有决定权。

对于民营医院，有5种商业模式可以参考：

（1）鬣狗模式

鬣狗模式就是紧紧依靠公立医院资源，做公立医院的下游产品和辅助产品，对接公立医院转诊成为其主要业务来源。康复医院就是典型的鬣狗模式。鬣狗模式需要与公立医院建立良好的关系，其中，由政府出面（政策扶持）进入公立医院医联体系列，在医疗资源和业务上紧紧捆绑上游医院，利益共享、共赢成为最佳方案。

（2）渠道模式

渠道模式，就是通过医院诊疗活动所需的物资流通，获取差价的盈利模式，是药品、耗材、设备厂商投资的医院主要盈利模式。在医院收入中，药品耗材占比高达50%，其利润可观。在药品限价、检查项目降价、耗材取消加成的政策下，多环节流通利润已大大降低，取消流通利润后，只有厂商与医院直接供货，减少流通环节，方可保证厂商的原利润率。因此，药品耗材设备厂商投资的医院，是直接投资了产品的消费末端，规避了流通环节的利润分流和政策瓶颈。

（3）超市模式

超市模式，就是做好基础建设，包括基本设备、基础医护队伍、后勤保障团队，具备基础医疗服务的能力，尝试多种合作形式引入专科战略合作伙伴，像超市的租赁柜台一样，引进当地空白、薄弱的专科，抢占专业上的制高点。

超市模式可以做到经营成本和风险分担，需要医院在管理制度的创新，保障引入技术的安全和质量稳定。超市模式，也是目前互联网医院的经营模式，尤其适用新建医院的多单体用房，可以独立成为专科中心。

（4）边缘模式

所谓边缘模式，就是加大非医保支付产品的设计，用服务、流程弥补技术含量上的短板，缓解人才资源的不足，减少对医保依赖。

边缘模式为许多民营医院转型提供了思路，特别是护理院、专科康复中心、健康管理中心、慢性病管理中心等产品，越来越多的为陷于困境的民营医院打开了思路。

（5）专科模式

专科模式，是现阶段民营医院成功的唯一模式，无论是三博脑科还是爱尔眼科，无论是通策医疗还是陆道培肿瘤医疗集团，无一不是专科模式。越来越多的综合民营医院已经认识到大专科小综合才是医院发展的可靠出路。

专科模式要求专家资源相对集中，特别是由国内顶级专家组建的专业集团和多点执业，已经为民营医院专科化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的可能性，专科医生集团也需要有医院作为技术载体，让医生集团的技术落地实现产能，因此，专科模式是未来新建医院最重要的盈利模式之一。

2.3 技术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医疗技术不断进步，以微创化、个体化为典型特点的现代医疗技术在临床广泛应用，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福祉。在微创化方面，微创手术器械与设备的应用，改变传统手术的方式。在个体化方面，疾病的诊断、治疗从病原学、病理学层面向患者及病原体基因层面迈进，从基因、分子水平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患者提供个体化诊疗方案。以病人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不断推进，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合理、科学的诊疗方案。

外科手术微创化

与传统手术相比，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等优点，成为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重要技术手段。我国腹腔镜临床应用始于1991年，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从最初的胆囊切除术，扩展到腹部外科、妇产科、泌尿外科、胸外科等诸多临床领域，高难度手术例数逐渐增多，逐步取代了传统手术，在部分三级甲等医院中，腔镜手术的占比已经达到80%以上。

外科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微创外科的发展，使普通腔镜手术无法或很难做到微创手术得以实现微创操作。机器人手术系统采用高清晰的三维立体视频等创新性技术，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灵活、运动精准、手眼协调、实时同步等特点，突破了人眼、人手、距离的限制，让手术操作更方便、精细。截至2017年，我国已累计完成各类机器人手术67611台，年增长幅度达73%。

随着我国机器人手术系统的推广应用，越来越多的患者可以享受到先进医疗技术带来的优质医疗服务。利用5G通讯技术，远程手术已成为可能。

内科治疗外科化

经自然腔道的内窥镜技术，以其微无创、无瘢痕、方便快捷的特点受到医患双方的青睐，成为现代医学的代表技术之一。内镜技术通过与现代声、光、微电子技术相结合，提升了检视、摄像性能，为手术、操作提供了良好、清晰的视野。结合高频电刀、微波、激光、冷冻和注药等技术，已经实现从诊断到治疗、从腔内到腔外的突破，成功替代了部分传统外科手术，广泛应用于呼吸、消化、耳鼻咽喉科、妇科等专业，并在县区级医院普遍应用。胃镜、纤维支气管镜、肠镜等已经成为内科诊疗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以支气管异物的诊疗为例，过去需要手术切开取出异物，不仅创伤大、恢复慢，还面临着感染、神经损伤等并发症的威胁，现在通过支气管镜技术基本实现了无创治疗。

介入治疗常态化

介入治疗是处于外科、内科之间的新兴治疗方法，对于内科疾病，药物通过介入途径直达病灶，不仅提高了疗效，还降低了药物副作用；对于外科疾病，无需开刀暴露病灶即可完成治疗，不仅损伤小、恢复快，而且降低了麻醉并发症、感染等风险。

在心血管领域，介入诊疗已推广发展了近40年，接受心血管介入诊疗的人数以每年5%-15%的速度增长，2018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达915256例，手术量位世界前列。

在神经系统疾病领域，介入治疗在颅内外血管成形、支架置入、卒中处理等血管内治疗以及脑动脉瘤、动静脉瘘和动静脉畸形的栓塞治疗等领域的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外周血管疾病领域，介入诊疗技术广泛应用于闭塞性动脉硬化症、大动脉炎及闭塞性脉管炎等外周血管病的治疗，血管开通率由早期的50%提高到90%以上，半年再狭窄率下降至30%～20%，并发症由5%下降至1%。

在恶性肿瘤治疗领域，非血管介入治疗快速发展，已经占到我国介入治疗50%以上的工作量，并成为肝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已有30%需外科手术治疗的肿瘤及其相关并发症可以用介入方法治疗。

器官移植技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我国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90年代得到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后器官移植种类、数量、质量均有所提高。自2010年起，我国着力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于2015年完成器官来源转型，除亲属间活体捐献外，所有器官均来源于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

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我国构建了公平、高效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成立106个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169家医疗机构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1.8万余例，捐献大器官突破5.2万个。其中2018年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达到4.53，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87.97%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12.03%来源于亲属间活体捐献，捐献、移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2位，亚洲第1位。

在捐献器官数量增长的同时，单位捐献者捐献器官产出量也得到持续提升，2018年单位捐献者肝脏产出均数达到0.91，单位捐献者肾脏产出均数达到1.91，均为历史新高。

目前国际能开展的大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均能开展，肝脏、心脏、肺脏移植多个单中心移植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心肺、胰肾等器官联合移植技术达到国际水平，部分肝脏移植技术如自体肝移植技术，无缺血肝移植技术，儿童肝脏移植、肾脏移植技术国际领先。患者生存率等质量指标已与国际水平持平，部分指标明显优于国际水平。

2018年我国完成肝脏移植手术6272例，手术例数较2015年（2620例）增长近139%；实施肾脏移植12948例，较2015年（7040例）增长84%；实施心脏移植487例，较2015年（279例）增长75%，且术后30天存活率93.9%，高于国际平均术后30天存活率90.4%；实施肺移植手术403例，较2015年（118例）增长241%。 

2.4 政策监管

传统的公立医院

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营和发展，1954年开始实施药品加成政策，允许公立医院在购入药品后，顺加15%的差价率作为对医院的收入补偿，导致在原有药品价格体系下，药品收入成为公立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五成，药品回扣现象屡禁不止。在医院收入以及回扣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医生倾向于多开药，开贵药，加大患者就医负担。

2006年，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提出取消医院科室医药收入和个人收入挂钩；2010年2月，卫生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通过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补偿医院收入；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试点城市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

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已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实现按进价“零差率”销售药品；通过在生产阶段降药价，压缩流通环节、零加成销售等方式，使药品价格得到有效控制，促进患者的就医需求得到释放。随着两票制，取消药品加成，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药品价格显著下降。2014-2019年间，药费在公立医院门诊收入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门诊药品收入占比由49.29%下降至42.05%。

除补偿机制改革外，我国还对公立医院的支付机制和资源配置进行了改革。按病种付费是把各种疾病分成不同的组别，然后根据每一组疾病合理诊疗方案的平均费用来制定收费标准。通过按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可以使医保基金利用效率更高，对医疗机构和医保患者的管理更加精准；同时可以规范医院的诊疗过程，使医疗支出得到合理补偿；对于患者而言，可以在减少经济负担的同时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201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的配置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级医院，医疗资源与医疗需求的不匹配是造成看病难的最主要原因。2020年，我国基础医疗和村卫生室数量分别为97,161万所，同2019年内相比，基础医疗机构数量有所增加，村卫生室数量有小幅度下降，整体基础医疗资源仍待丰富。

综合来看，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成效明显，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十四五规划时期，我国将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公立医院建设，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完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

民营医院

从政策发展趋势看，民营医疗专科服务行业正在受到政策倾斜。自2015年起，我国开始以政策和指导意见为鼓励社会办医，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基层医疗服务领域；2019年，政策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2019-2020年在我国10个城市开展民营医院备案管理试点。

第三章 行业发展驱动因素和风险分析

3.1 行业发展

我国医院的发展以慈善组织和宫庭医疗组织为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演变为具有近代特点的医疗组织。鸦片战争前，有少数外国人在中国创建了一些教会医院。鸦片战争后，各帝国主义接踵而来，在中国的大小城市设诊所、开医院。

至1914年，全国有教会医院224家，遍布20余省的192个市县地区。20年代初，开始在沈阳、北京、成都、济南、汉口、福州等地兴办了规模较大的医疗中心，如盛京施医院、协和医院、华西协和医院、共和医院等。这些医院集中了当时优秀的西医人才，医疗质量高，分工分科，科学细致，器械设备先进，建筑讲究，布局合理，成为当时国内一流的医疗机构。

20年代后期，中国人自办的公立、私立医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截止1934年，全国共有公私医院546所，分布在21个省的285个镇，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

到1949年，全国共有各种医疗卫生机构3670所，卫生人员541240人，其中医院2600所，病床80000张，而且74.8%集中在城市。

解放后，在医院建设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改造和发展了旧医院，而且新建了大批医院，重点发展了综合性医院和中医医院，使我国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医院床位数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时期。从1978年到1999年的20年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

到2007年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医院近8万家，药厂近7000家，医药流通领域的企业近50万家，而从业人员更是以百万计。形成了一个医疗的庞大市场蛋糕。

3.2 行业发展驱动因素

对于公立医院，由于其历史比较悠久，有一些大型的医学类院校赋予它一种天然的人才网，从市场占有率来讲，其在体量和服务能力如年诊疗人次、入院人次较其他医院具有绝对的优势。

对于民营医院，其得以发展的驱动因素有：

（1）政策鼓励

国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医疗行业，更多的是指导性意见而缺少可操作落地的实质性方案。各地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各自的政策，因此，民营医院需要深刻领会当地政策，把政策用好用活。“法无禁忌即可为”成为民营医院掌握政策的尺度。

（2）准确定位

现阶段民营医院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补充市场不足、填补空白、增强薄弱，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成为民营医院生存之本。当地公立医疗服务不足、空白、薄弱的项目，显然依靠当地技术力量是不能解决的，需要民营医院凭借自身灵活的用人政策、对外合作便利、政策支持和民营体制等优势去实现。

（3）体制优势

民营医院具有灵活的运营模式、较少的对外合作限制、市场化的人力资源制度、盈利性医院的自主定价权和市场为导向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可控资源的不足。民营医院必须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管理效率上优于公立医院，方能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3.3 行业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

公立医院经济性活动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重要业务领域、重大业务事项、重点业务环节。

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医院的重要经济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重大风险。涵盖预算控制、合同控制、收支控制、政府采购控制、资产控制、建设项目控制、医疗业务管理控制、科研项目和临床试验项目管理控制、教学管理控制、互联网诊疗管理控制、医联体管理控制、信息系统管理控制，其中：预算控制和合同控制是手段，其他控制是内容。医院根据自身的内部控制目标和建设规划，有针对性地选择控制对象。控制对象可以是整个医院或某个部门（科室），也可以是某项业务、某个项目或具体事项。

对于民营医院来说，其常见的风险有：

（1）平台管理水平落后

没有解决民营医院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天然矛盾。部分民营医院企业对加盟者审核不严格，导致服务水平层次不齐。民营医院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压缩原材料，严重影响产品和服务质量。

（2）行业本身局限性

民营医院属于低频率，要求高，服务周期长的行业，消费行为不能随时发生，频次高且要求高。民营医院传统行业通过中间信息不对称赚钱模式价格透明，缺乏盈利点。

（3）行业服务无序化

民营医院行业标准不成体系，服务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设计等个人等个人能力，难以规划管理与复制。民营医院行业服务质量难以控制，导致质量问题频发。监管缺失，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4）供应链整合度低

民营医院行业供应链涉及品类繁多，小型企业难以为继，初期投入过大，打不起价格战民营医院行业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导致生产周期长且成本高。

（5）研发设计能力不足

民营医院行业研发设计人才供需失衡，无法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民营医院行业设计与市场需求不符，交付给消费者的设计产品匹配性不足。

第四章 行业竞争环境分析

4.1 竞争分析

市场竞争环境——基于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1）同业竞争者威胁

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采取分级管理，按其功能、任务不同，分为三级十等，同时要求各级医院之间建立与完善双向转诊制度和逐级技术指导关系。本来，患者方便就医的要求决定了医院服务的辐射范围，由于医疗行业先天性的经济特点决定了该行业的零散竞争格局，限制了医疗机构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期望值的提升、交通运输的便利，高等级医院的就诊量剧增，高等级医院承担很多低等级医院的任务，同时使少数高等级医院的规模急剧扩大。

高等级医院规模扩张过程中，投入巨额的固定成本和人力资本，使其在提供高端医疗技术服务的同时，仍然愿意承担中低端的医疗技术服务来消化自己的前期的固定成本和人力资本。而医疗需求市场的增长相对缓慢，使中低等级医院的就诊量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医疗行业资产专用程度高，退出机制模糊等原因致使退出壁垒高，迫使经营不善的医疗机构继续留在行业内，使其在中低端技术方面进行剧烈竞争。

（2）替代品威胁分析

所谓替代品是指在功能上实现对另一产品替换的其它产品，它对原来被替代者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对市场和消费者的争夺，也就在于对方是否具有盈利能力，其产品在质量和功能方面用户的满意程度如何以及用户转向替代品的难易程度。

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存在本质的区别，其他服务可以通过价格来调整替代品和被替代品的市场占有率，但医疗服务方面如出现替代品后，替代品就会完全取代被替代品，因为医疗服务的替代品往往是高端技术服务，具有准入门槛高、价格昂贵、操作难度大、创伤性小的特点。如超声内镜的开展，使之前需要开胸开腹的手术，直接在内镜下进行操作，但在一定区域内能开展该项技术的往往只有极少数几家综合性三甲医院或三特医院，使其他一般医院开展常规手术的业务需求变为零。

随着科技的发展，极少数高等级医院提供的高端技术服务具有完全替代其他医院开展的技术服务，形成天然的技术垄断。

（3）需求方威胁分析

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因缺乏专业知识，在医疗服务的数量、价格、质量上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医疗行业的独特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大小在不同等级医院的体现是不同的。

在医疗行业中的医疗机构由于处在不同的竞争地位，对患者的控制力截然不同，那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医院对患者没有多大控制力，患者可以有比较大的选择空间。但是高等级医院提供的高端医疗服务，由于技术和数量的垄断，患者根本没有议价的能力，也没有多大选择的空间。

（4）供求方威胁分析

提供给医疗机构药品、器械、设备等生产企业，数目众多，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没有对医疗行业形成高的转换成本，并且在产品销售上对医疗行业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因而医疗行业对供方有强大的控制力。特别是大医院对供应商的控制力更强，甚至可以要求提供附加在产品上的其他额外服务，如免费的产品使用指导，产品特殊包装等。

（5）潜在进入者威胁

潜在进入者是影响行业竞争强度和盈利性的又一关键要素，他会带来新的生产能力，要求一定的市场份额。对于医疗行业来讲，进入威胁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规模经济。一定区域内，少数几家高等级医院可以自己的品牌优势，形成规模经济，有效地整合其成本，获得高额利润。例如，地区性大医院托管县里的一些医院，凭借大医院的品牌优势，只需很少的投资便可利用它的品牌等获得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

二是客户信任度。高等级医院往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地区内甚至在全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声誉，同时高等级医院往往具有医学高等院校为背景，几个因素使患者对其忠诚度和信任度极高，使高等级医院具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

三是医疗技术服务。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技术采取分类管理，根据技术的安全性、风险高低、资源的稀缺程度等将医疗技术分为三类。二、三类技术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批，准入门槛高，很多高端医疗技术只有少数几家高等级医院能开展，其他医院根本不可能进入。

基于SWOT模型分析

以南京鼓楼医院为例，分析该医院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

（1）优势（S）

深厚的外事发展底蕴和实力。始建于1892年的鼓楼医院是全国较早的西医院之一，地处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即“一带一路"交汇点重要枢纽城市。本部院区位于南京市中心区域，国际院区位于全国第13个、江苏省首个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地理位置优势明显，是给医院带来利好政策、资源和平台的先决条件。

该医院于1987年成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南京大学不仅为其持续培养和输送优质人才，更在医疗、科研、教学等领域与医院分享国际资源。医院国际交往起步早，最早可追溯至1964年医务人员赴非洲开展医疗援助。该院的因公出访体量大，占南京市卫生系统出访总量的80%以上。通过整理和分析医院外事档案资料，医院的国际化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履行国家外交使命期、融入改革开放大局期、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支持型的组织架构。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是针对我国处于特殊历史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客观要求。南京鼓楼医院明确院党委对外事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党委书记全面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将之前的外事科升级为国际交流合作处，赋予部门更大的能动性。

相对完善的学科和人才基础。学术交流合作的成败取决于学科所在领域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学科带头人和后备人才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及对外交流能力。学科建设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

（2）劣势（W）